20世纪30年代以前，对于红山文化内涵与特征认识尚不清楚，田野工作仅限于小规模的地表调查。1930年10月，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梁启超先生次子）先生到内蒙古林西县和赤峰英金河流域调查。1938年出版了发掘报告《赤峰红山后》，提出了“赤峰第一期文化”“赤峰第二期文化”的命名。直至1949年以前，对红山文化的研究仍停留在《赤峰红山后》报告所公布的材料，但对其重要性的认识，国内外诸多史前考古学家已经形成了共识。    

20世纪50年代，红山文化研究步入正轨，并由此确立了该文化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主要标志性工作有两项：一是1955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尹达先生在其所著《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中首次正式提出“红山文化”的命名，二是1956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对红山前的三个地点和红山后的一个地点进行了调查和试掘对《赤峰红山后》报告中的错误结论予以更正。20世纪60、70年代，围绕红山文化这一重要课题，对赤峰蜘蛛山、西水泉、敖汉旗四棱山、三道弯、翁牛特旗赛沁塔拉等遗址的调查和主动性发掘，极大地丰富了红山文化的内涵。1971年，翁旗赛沁塔拉遗址发现一件红山文化C形玉龙；1973年，阜新胡头沟遗址发现了2座红山文化石棺墓，出土玉器共18件，红山文化玉器出露端倪。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红山文化发现与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红山文化成为研究西辽河上游地区文明化进程及中国文明起源特征的核心内容之一。辽宁喀左东山嘴遗址的发现，第一次明确了红山文化祭坛的形制，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20世纪90年代，随着田野考古资料的日渐丰富，西辽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年代序列和谱系关系得以建立，红山文化综合研究水平整体显著提高。

郭大顺是红山文化多项考古发掘的亲历者。他通过详实的文字资料和形象生动的图片，对20世纪红山文化的发现与研究状况作了全景式的概述。

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红山文化考古发现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2001年—2003年，敖汉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的发掘，填补了红山文化晚期居址研究资料的空白。敖汉草帽山遗址经过抢救性发掘，是新世纪红山文化考古重要的收获。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进行发掘，首次发现红山文化玉人、玉凤等器类，这是目前所发现的保存最完整、规格最高的红山文化大型墓葬。2009年，赤峰市魏家窝铺大型红山文化聚落遗址的发掘，极大地丰富了红山文化聚落形态研究的资料。

2003年，由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编，文物出版社出版。本论文集收入的55篇文章，内容包括对红山文化面貌、文化谱系、经济生活、玉器制作工艺、玉文化内涵、聚落形态、埋葬制度、宗教信仰、社会结构及辽河流域的文明起源乃至中华文明起源的理论等问题的研究。

2009年，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赤峰市红山区委员会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美丽的红山”“精彩的红山”“辉煌的红山”“永恒的红山”“龙腾的红山”“未来的红山”六个章节。详细介绍了红山的自然特征、环境特点，古今文人对红山的记述和赞美，红山15处历史文化遗存所代表的时代及其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的地位，红山遗址群的保护和利用价值及对未来红山的规划设想等。此书资料翔实，论述精当，图文并茂，颇堪赏读，是红山区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

2015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刘国祥。本书系统梳理了红山文化田野调查和发掘材料，对红山文化发现与研究历程、类型与分期、聚落空间分布特点、布局特征、埋葬习俗、祭祀遗存、经济形态、原始宗教信仰、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与社会分工、社会分化与等级制度确立、与本地区级相关地区考古学文化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最终确认距今5300—5000年的红山文化晚期晚段，辽西地区进入初级文明社会，红山文明最终形成，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原地区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牛河梁一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年一2003年度）》的正式出版为标志，红山文化研究进入新阶段，在红山文化发现与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三）红山文化聚落形态考古调查过程中，敖汉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出土红山文化晚期整身陶人，在全国同期考古材料中十分罕见，被誉为“中华祖神”。国家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先生认为：“是史前考古的重大发现，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十年来最重要的考古成果，也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十年来的收官之作，为论证中华文明5000年提供了新的资料。”

2020年，国家文物局颁布《“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申报管理指南（2020 年～ 2035 年）》。2022年4月，“考古中国—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内蒙古区科研工作已全面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