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作为赤峰的原生态文化，其发展水平居于新石器时期诸考古学文化的前列，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广泛的代表性，在整个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赤峰市作为红山文化的命名地，多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和关怀下，全市广大文博工作者和国内外一些专家学者，在研究红山文化、宣传红山文化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果。从而引起了社会各界对红山文化的广泛关注，就红山文化的宣传、保护和利用工作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和设想，并提出了将红山文化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建议。对此，在2010年我们曾多次组织文博方面的专家学者就此情况进行专题研讨，特别是比照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申遗”情况进行分析，我们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启动红山文化“申遗”工作，我市有六个方面的优势：

一是赤峰作为红山文化的命名地，在海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早在1930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到英金河北岸和红山嘴一带进行调查，拉开了红山考古的序幕。1954年尹达先生正式提出了“红山文化”的命名。这种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对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考古学框架体系的建立、中国文明起源进程研究、北方草原游牧经济形态研究、东北亚地区史前文化交流研究等均将产生深远影响。

二是赤峰地区红山文化遗址分布较多。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初步统计，全市境内现有红山文化古遗址813处、古墓葬30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处。

三是拥有一定数量的红山文化类型的馆藏文物。目前全市十家博物馆共保存有红山文化文物900余件组，其中一级文物64件组、二级文物60件组、三级文物38件组。特别重要的是出土于翁牛特旗、现保存于国家博物馆的红山文化“C”字型碧玉龙为红山文化时期的典型器物，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四是有一定的红山文化学术研究氛围。几年来，围绕着红山文化的类型、分期与年代；红山文化的渊源与流向；红山文化聚落形态、经济形态与社会形态；红山文化埋葬习俗与原始宗教信仰；红山文化玉器的认识；红山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与影响；从红山文化看中国龙的起源及崇龙礼俗的形成；以红山文化为主线的东北亚地区史前文化交流等专题，先后召开了三次红山文化国际研讨会和三次红山文化国际高峰论坛，并编辑出版了《红山文化研究》、《红山文化概论》、《红山玉器》、《红山岩画》、龙文化系列丛书等学术论著和大型图录。

五是我市的红山遗址群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山遗址群位于赤峰市红山区红庙子镇西水地村二组，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遗址群包含有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居住址和墓地共8处，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六是红山文化考古在赤峰又有新的发现。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中，红山区文钟镇魏家窝铺村发现了一处保存较好、规模较大的红山文化聚落遗址。2008年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了初步勘探，现已探明该遗址总面积约为93000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度在0.3至1.2米之间，共保存有房址53处，遗址内有道路226米，围壕1100米。目前，自治区考古所已向国家文物局提出考古发掘申请报告，准备于今年内在此遗址上做4000平方米的试掘工作。据了解，自治区考古所拟定了魏家窝铺红山文化遗址发掘的五年规划。

但是，红山文化“申遗”工作也有以下几方面不利因素：

一是红山文化的深层次考古发掘工作开展的较少。这种考古学文化类型最早由日本学者调查并发掘，自命名以来，在我市境内做过正式考古发掘工作的也仅有红山后遗址群一处，发掘时间较早，揭露面积较小，尚无重大发现，且遗址形不成规模，考古发掘资料搜集难度大。

二是馆藏红山文化文物精品较少。全市馆藏文物中红山文化时期的文物虽占有一定比例，但除翁牛特旗的黄玉龙和巴林右旗扎斯台出土的一批红山玉器外，大多为陶器、石器、骨器等一般文物标本，缺少反映红山先民生产生活的系列文物尤其是精品文物，与辽宁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所出土的文物相比，无论是从可视性，还是研究价值方面，均有较大差距。

三是通过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的统计数字对比，全市境内红山文化时期的古遗址、古墓葬虽然保存的数量较多，但比较分散，大多形不成规模，由于自然和人为等因素已造成部分遗址破坏和灭失。而辽宁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中的坛、庙、冢、台数量多、规模大，比较集中，可视性较强，也更具研究、保护价值。

四是我市在红山文化大遗址保护方面起步晚，投入有限。我市的红山遗址群是2006年才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而辽宁省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于1979年发现，1982年就被批准为国保单位，比我市早二十四年。在这二十多年中，辽宁省政府和国家文物局对牛河梁遗址的保护给予了大量经费投入，使该遗址保护措施完善，成果显著。而我市红山遗址群的文物保护规划尚停留在初始编制阶段，还未通过国家文物局的立项论证，整体保护工作进展缓慢。

五是对红山文化还缺少深层次研究。辽宁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发掘，是由其本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当地的文博工作者共同参与完成的。因此，在发掘过程中培养了一批红山文化考古和研究的专业人才，例如原辽宁省文化厅副厅长郭大顺先生，可称其为中国红山文化研究领域的权威。在他的带领下，组成了一支强大的红山文化研究工作队伍。多年来，借助辽宁省牛河梁周边地区的考古发掘，对红山文化开展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我市尽管组织过多次红山文化专题学术研讨，但由于缺少专门研究人才和考古实践的机会，对红山文化这一考古学课题，还只停留在搜集资料、理论研讨的过程中，因而在学术上未有大的突破。

六是我市红山文化“申遗”工作启动较晚，基础工作较差，对“申遗”工作的程序和方法掌握甚少，对外宣传力度也不大。而辽宁省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就成立了 “申遗”工作领导机构，组成了专门的工作班子，专项推进“申遗”工作已达十几年。目前，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申遗”项目，已列《中国世界遗产预备清单》的第八位（清单共计35处）。2007年，我局借助举办第二届“红山文化国际高峰论坛”的机会，准备建立红山文化区域性学术研究合作组织，并曾以市政府的名义向辽宁省朝阳市政府和文化部门提出过合作意向，也探讨了捆绑“申遗”的问题，但最终未能达成共识。

根据以上分析对比，参照《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要求，我们认为，目前我市红山文化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无论是从学术研究成果、遗址保护现状、文物信息采集量等方面都尚未达到“申遗”工作所需的基本要求，近年内“申遗”成功的可能性较小。但从长远发展和科学发展的角度出发，红山文化遗址“申遗”工作还应纳入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目标之中。为此，我们准备做好以下基础性工作：

一、利用各种宣传方式，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和对红山文化的认识。宣传启动红山文化“申遗”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通过开展专题讲座和媒体宣传等形式，向社会各界讲解“申遗”的方法和程序，使人们在热议当中，能够冷静、科学、正确地对待“申遗”启动工作。

二、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认真学习辽宁牛河梁遗址和内蒙古元上都遗址“申遗”工作的经验和做法，特别是要借助辽宁省已将牛河梁列入《中国世界遗产预备清单》的优势，发挥赤峰市的自身特点，在深入做好考古调查工作和加强学术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两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文物局协调，力争走两省联合捆绑“申遗”的途径，达到双赢的目的。

三、针对牛河梁作为红山文化祭祀址的调查考古状况和其“申遗”主打科目，我市应采取优势互补的方式，向自治区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建议，争取在赤峰境内选择二至三个大面积的红山文化遗存进行初步探查，力争在3至5年之内发掘一处10万平方米的大型红山先民聚落遗址，借以丰富“申遗”内容。目前，我们期望魏家窝铺红山文化聚落遗址在今年的考古发掘中能够发现重要成果，为我们“申遗”工作奠定物质基础。

四、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责成红山区文化局在近两年之内，聘请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和自治区文物保护信息中心的专家，深入做好红山文化命名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山文化遗址群的保护规划编制工作，并通过国家文物局核准立项，进一步加大对该遗址的保护力度。

五、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束后，根据统计信息，将全市境内的红山文化时期各类遗存，进行一次详细复查，对采集的各类信息进行登记整理，选择重点申报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列为“申遗”的重要基础数据。

六、继续办好第六届红山文化节和红山文化国际高峰论坛，集中整合配置全市现有红山文化的文物资源，组织举办较有影响的“红山文物精品展”以及“红山文化玉器展”等，进一步扩大红山文化的影响，提高这一考古学文化的知名度。

七、组成专门“申遗”工作班子，选派专人到有关部门学习“申遗”工作的操作方法和程序。同时，最大范围地从日本早稻田大学、东北亚研究所以及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自治区考古所和相关高等院校等搜集整理有关红山文化遗址的调查资料和信息。在此基础上，积极组织举办有关红山文化研究的高层次学术活动，从学术研究领域上对“申遗”工作做出有力支持。

 “申遗”工作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也是一项大的系统工程，各项软硬件指标要求严格，操作程序科学规范，采集数据信息需准确无误，整体遗迹展示要具有较强的可视性。因此，作为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我们要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加大力度，克服困难，创造条件，以积极主动、严谨求实的态度做好这项工作。

赤峰市文化局

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日